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夺储位,雍亲王胤禛凭借非嫡非长排行尴尬和母族出身劣势,初期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康熙对其“为人轻率”“喜怒不定”的负面评价,使其在首次册封时仅获贝勒爵位,与身有残疾的七皇子同列,暴露父子关系矛盾。
雍亲王采取富贵闲人政治伪装策略,表面寄情佛寺、编纂禅宗典籍,实则暗纳谋士戴铎三策争储布局:拉拢康熙近臣、广结兄弟人脉、培植亲信班底。其修缮寺庙讨好康熙的举动,如重修柏林寺并请康熙题字,既表孝心又掩盖政治意图。
康熙对八阿哥允禩的忌惮为雍亲王创造机会。当允禩病危时,雍亲王八面玲珑自保策略显现:先奉旨探病,后因康熙猜忌迅速倒戈,力主将允禩迁出御驾必经之地以表忠君立场。这种反复行为折射其权谋手段。
谋士戴铎通过密信与夹层匣子传递“万”字谶语,暗示天命归属,雍亲王虽表面斥责实则暗中布局。世宗实录篡改争议揭示雍正继位后刻意美化早年形象,掩盖康熙对其长期负面评价的历史真相。
最终,雍亲王通过隐忍布局与精准政治投机,在康熙晚年储位争夺中避开锋芒,逐步构建继位基础。其以佛学示无争却暗藏机锋的行为模式,成为后来继位合法性质疑的重要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