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推行依据与人性基础
孟子主张仁政的必要性源于人性本善的性善论。他认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四端人性基础),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对应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仁义礼智四德)。统治者若能以推恩保四海的方式,将自身对亲人的仁爱推及百姓,仁政便能实现。例如,齐宣王好货好色,孟子建议“与百姓同之”,通过忠恕社会应用实现政治伦理化。
人性之善的实践与挑战
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德并非外在强加,而是人心固有的潜能。人需通过扩充善端路径,将四端发展为完善的德行。若压抑善端,则沦为“小人”甚至禽兽。他区分大体(理性)与小体(感官欲望),指出“从其大体为大人”,强调理性对欲望的支配(大体小体之别)。亚里士多德类比中,人与禽兽之别在于理性,呼应孟子对人性本质的界定。
成圣可能性与道德责任
性善论核心内涵认为,凡人皆有成圣的潜力。圣人善端扩充是通过充分发展四端而达成的结果,如“若火始燃,泉始达”。孟子驳斥自暴自弃者,认为“为不善”是因未能扩充善端,而非本性缺失。他主张个人需主动“求放心”,恢复本心之善,才能避免沦为禽兽(人心仁义根源)。
政治伦理与个人自由
孟子将仁政与个人道德结合,批判僵化礼制。他认为,君臣关系应以仁义为基础,若君主视臣如草芥,臣可反抗,甚至否认“非礼之礼”。这种思想强调个人道德判断的权威,主张在遵循仁义礼智四德的前提下,允许改革旧制,体现对个人性情自由的尊重。最终,孟子将成败归于天命,但强调“强为善”的道德实践,凸显人性本善的行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