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杨森在抗战胜利后主政贵州,推行“新贵州建设”计划,试图通过城市治理和公路建设重塑贵阳。作为西南公路交通枢纽,贵阳因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提升成为物资中转中心,杨森借此推动市政工程,如六广门体育场和省府路石板路,并实施短衣运动、晨操等规训民众的政策,体现地方强人对战时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
贵州公路建设始于20年代军阀周西成,以贵阳为中心打通四大干线,南京国民政府为控制西南延续此战略。抗战时期贵阳因西南公路网络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但战后交通地位下降,杨森规划的中华路等工程因资金短缺烂尾。其治理模式引发本土派系矛盾,最终因“倒杨运动”调离贵州。
贵阳在抗战期间经历短暂繁荣,人口激增带动商贸和旅店业发展,但战后恢复边陲状态。杨森的新政虽强化城市现代化尝试,却因过度干预民生和本土抵抗未能持久。其治理案例揭示了地方强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区域发展的复杂影响,以及战时西南城市兴衰与战略地位变迁的关联。